一、導論：全球化下的性產業治理難題
21世紀的性產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跨國流動與在地滲透特性。傳統的定點茶站已不再侷限於某一城市角落的地下交易，而是透過數位通訊技術、跨境仲介與匿名金流，形成一種「全球-在地化」（glocalized）結構。這種結構使得法律責任的歸屬出現空隙：行為發生在一國領土之內，但協調、支付、甚至雇傭契約卻存在於他國；而從業者身分則可能處於旅遊、短期打工或假文件之間的灰色狀態。
法律制度在面對這種多層結構時，往往陷入兩難：若以刑事手段全面禁止，便將從業者推入更隱密與危險的環境；若以行政管理模式承認，則又可能被批評為「默許性剝削」。因此，定點茶站在地化管理與跨國仲介間的模糊責任區間，不僅是法律問題，更是全球化下勞動、性別與人權治理的縮影。
二、文獻回顧：責任漂移與中介治理的理論基礎
過去研究指出，全球化的服務產業普遍出現「責任漂移」（liability shifting）現象。Sassen（1998）指出，跨國資本透過外包與分層仲介，使得生產鏈的社會責任難以歸屬。性產業亦同：仲介與平台化運作導致責任的碎片化。
而在「中介治理理論」（Intermediary Governance）中，DeNardis（2014）強調數位平台已成為新型治理者，透過演算法、付款機制與審查制度，實質影響行為規範卻不被視為法律主體。定點茶站若透過數位平台協調跨國人員，其本質即屬「私有化治理」。這使得傳統以「雇主-勞工」為核心的責任判定機制失效。
在東亞脈絡中，台灣、日本與韓國的性產業研究也顯示「半合法空間」的普遍存在。這些空間依賴地方政治妥協與警政默許，形成「灰色秩序」（gray order）。因此，定點茶站的在地化治理不僅是行政挑戰，更反映出社會文化對「性」的道德分層與階級劃界。
三、在地化管理的治理邏輯
（一）非正式治理與地方警政依附
台灣多數定點茶站的運作建立在「社區默契」與「警政協調」上。警方多採「維持秩序」而非「全面取締」策略，透過定期巡查與口頭警告維持控制。這種治理方式雖可避免治安失衡，但也造成「選擇性執法」現象，導致業者須以人情與金錢維繫地方關係。
這種制度性的灰色協商，造就了一種「非正式合法性」：定點茶站得以穩定存在，但法律上依然屬於被禁止狀態。若有外籍人員涉入，警方往往僅能依《入出國移民法》遣返，而無法究責雇主或仲介。
（二）社區容忍與地方經濟依附
許多在地居民對定點茶站持「務實態度」：只要不擾民、不違序，即默許其存在。地方餐飲、旅宿、交通等產業亦間接受益，使得定點茶站實際上成為某些區域經濟鏈的一環。這種在地容忍結構雖有其社會基礎，卻使勞動與人權議題被邊緣化，成為「沉默共識」的一部分。
四、跨國仲介的結構化操作
（一）勞動移動的隱形化
隨著東南亞、東歐與拉丁美洲女性的跨境流動增加，許多跨國仲介以「娛樂、文化表演、伴遊」等名義引入外籍人員。這些人多數使用短期簽證入境，再由本地定點茶站安置住宿與安排接客。法律上雖無正式雇傭契約，但實際上形成控制與依附關係。
（二）金流與契約的去中心化
跨國仲介通常設立於法律鬆散的國家（如塞席爾、香港或新加坡），以「顧問公司」名義運作，利用虛擬貨幣、預付卡或匿名支付平台收取佣金。本地定點茶站則僅以現金支付佣金給外籍人員，避開勞檢與稅務追查。此結構導致「行為在地、金流離岸」，法律責任無法閉環。
（三）平台化仲介的新模式
隨著社群媒體與通訊App普及，一些跨國仲介不再透過人員實體派遣，而是建立「虛擬名錄平台」，由從業者自行登錄、上傳照片與可接單時段。平台表面上僅提供「廣告刊登」功能，實質上卻抽取分潤。這種新型態平台進一步削弱法律追訴力，因為其聲稱「非服務提供者」，只是一種「技術中介」。
五、責任模糊的制度形成機制
（一）三層責任分割
個人責任層：從業者被視為「自雇者」或「獨立承攬人」，需自負法律風險；
地方管理層：定點茶站經營者宣稱僅提供場所或行政協助；
跨國平台層：平台以服務條款聲明「不涉及交易內容」。
三者形成「去中心化責任網絡」，法律上無任何主體承認具雇傭或管理關係。
（二）法律定義與行政管轄的錯位
現行台灣法制中，《刑法》第231條以下對「引誘、媒介」定義仍停留在實體行為層面，未考慮數位協調；《就業服務法》又無法涵蓋短期非正式性服務。再加上金流與仲介在境外，使司法機關難以確立管轄權。結果便是：定點茶站被認定為地方違規，跨國仲介則免於追責。
（三）性別與階級的雙重隱蔽
這種模糊結構同時隱蔽了性別不平等與階級剝削。跨國從業者多來自貧困國家，缺乏語言與法律資源；在地管理者與平台則掌握資訊優勢與分潤權。當衝突或暴力發生時，受害者往往既無法報警、也無法申訴，只能被迅速遣返或被「換名單」。這是一種制度性失聲（structural silencing）。
六、比較研究：國際治理經驗
（一）新加坡：合法化與高監管並行
新加坡政府允許特定區域內的性服務活動，要求外籍從業者取得特許證與健康檢查。此制度透過明確註冊降低黑市風險，並設立「性工作者協會」提供法律與醫療支援。然而，高度監管也導致非登記者更難生存，形成「雙軌合法化」現象。
（二）韓國：零容忍政策的地下化後果
韓國2004年通過《防止性交易特別法》，全面取締性交易與仲介。然而，實證研究顯示，嚴刑化使得產業轉入地下與網路空間，外籍女性受剝削案例反而增加。此例顯示「禁止政策」若無配套保護，將加劇風險。
（三）歐盟：跨國仲介登記制度
荷蘭與德國嘗試推行「跨國陪侍仲介登記制」，要求平台揭露金流與契約資料，並設立稅務申報機制。此制度雖提升透明度，但執行成本極高，且仍需與非歐盟來源地建立司法合作方能生效。
綜觀而言，成功治理模式需兼顧三要素：明確的責任歸屬、跨國合作的司法架構、與勞動權導向的政策設計。
七、台灣法制現況與困境
台灣現行法規主要以《刑法》、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、《就業服務法》及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處理相關議題。這些法條雖能針對個案進行取締，但缺乏整體性政策邏輯：
刑事法偏重懲罰：重點在取締仲介與營業場所，而非保障從業者安全。
勞動法缺乏適用：性工作不被視為「合法職業」，因此無職災保險、醫療權或報酬爭議途徑。
移民法傾向遣返：外籍從業者若涉及案件，往往以遣返解決，忽略其受害者身分。
金融監理不足：數位金流監管尚未涵蓋匿名支付與加密貨幣交易。
因此，台灣的制度困境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，更是政策取向未能整合人權與勞動視角的結果。
八、倫理與人權面向：隱性暴力與責任逃避
在這樣的責任模糊結構下，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性工作者自身。她們面臨多重風險：性暴力、工時超長、健康威脅與心理創傷，卻缺乏求助管道。跨國仲介可隨時撤換人員、刪除資料；本地站長則以「非雇傭」為由拒絕補償。
此外，性工作者的聲音常被主流輿論忽視或污名化。政府部門與媒體多聚焦「治安」或「外籍人口」問題，而非勞動權與社會保障。這導致制度性不平等持續再生產，性產業被形塑為「無法治理的例外區域」。
唯有將性工作者視為具行動力的社會主體，承認其勞動屬性並提供法定保護，責任模糊的結構才有被打破的可能。
九、政策建議
建立跨國司法互助與金流透明制度
透過簽署區域性協定（如與東協或歐盟合作），要求數位平台揭露交易來源與收益資料，並建立可查驗的金流監理機制。
性工作者權益保障法制化
參考紐西蘭模式，將性服務納入合法勞動範疇，設立工作安全標準、健康檢查與報酬保障。
數位中介責任明確化
將提供性服務媒合的平台納入「數位服務法」管理，要求其負擔使用者安全與資料透明責任。
地方治理制度化
取代現行的灰色默契，以「特定營運區」與「公開登記制」取代警政人情關係，促進可監督治理。
教育與公共討論
推動公眾理解「性工作者非罪化」的社會教育，鼓勵跨部會合作（勞動、衛生、內政），建立多元政策語彙。
十、結論：法律責任模糊的結構性啟示
定點茶站的在地化管理與跨國仲介之間的模糊責任地帶，是全球化與數位經濟交織下的制度產物。這不僅揭示國家法律疆界的脆弱，也挑戰了「誰應為性工作負責」的道德與政治邏輯。
從治理角度看，若國家繼續以刑罰與道德為主軸，將使責任持續漂移；唯有承認性工作為一種現實的勞動形式，並以跨國合作、數位透明與社會保障為核心，才能讓這一產業從隱晦走向可治理、從風險走向權利。
因此，定點茶站的法律責任問題，實際上是21世紀全球勞動治理的試金石——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國界、勞動與身體政治的關係，也提醒政府：法律不應只是懲罰的工具，更應是弱勢者得以說話、求助與被保護的制度語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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