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事件引子：一堂課如何變成一場社會辯論
在某所綜合大學的通識課程中，系上規劃「邊緣勞動與公共政策」系列講座，邀請不同領域的實務者分享經驗，其中包含社工、移工團體、街友倡議者，也包含一位長期參與倡議、並以自身職涯經驗做公共發聲的講師。校方原先的構想很單純：讓學生在課堂中理解不同勞動型態的結構性風險、污名與權利議題，並以第一人稱敘事補足課本的抽象理論。未料講座公告後，部分家長在家長群組與社群平台上串連反對，認為「學校在美化不當行業」「會對孩子造成價值觀混亂」，要求校方撤換講師，甚至揚言向教育主管機關檢舉。
爭議迅速擴大，校方、學生、家長、媒體、政治人物、宗教團體與人權團體紛紛表態。反對者強調道德與保護未成年人，支持者主張學術自由與多元教育。原本在校園內的課程安排，短時間內被推上公共舞台，成為關於外送茶工作能否被納入公共教育、以及社會如何看待外送茶工作者公民身分的縮影。
二、為何是校園：知識場域與道德場域的碰撞
大學在現代社會同時承載兩種角色：一方面是知識生產與批判思考的場域，鼓勵學生面對爭議、理解複雜；另一方面又被期待扮演道德與秩序的守門人，維持「安全、正向、可被家長放心」的形象。當講座主題觸及外送茶工作這類高度污名化議題，兩種角色就容易互相拉扯：校方若捍衛課程設計，可能被指責忽視家長感受；若撤換講師，又會被批評向道德恐慌妥協、傷害學術自由。
更關鍵的是，對許多家長而言，大學仍是「孩子的延伸家庭」。他們在繳學費、期待學歷回報的同時，也期待學校替家庭把關。於是當外送茶工作進入課堂，被部分人感受為「侵入家庭價值」；但對另一群人來說，正因為相關議題長期被排除在正規知識之外，大學更應該提供安全的討論空間，讓學生以證據與理性理解外送茶工作的社會現實。
三、抗議的心理結構：焦慮、污名與風險想像
在抗議聲浪中，常見三種心理結構交織：
1）保護性焦慮
家長的第一反應往往是「我的孩子會不會被影響」。這種焦慮未必出自惡意，而是把外送茶工作直接等同於性剝削、暴力、疾病、犯罪等風險想像，進而認為只要接觸議題就可能被「帶壞」。然而，風險想像並不等同於風險事實。把外送茶工作一概視為犯罪或道德墮落，反而會遮蔽其中的差異：有人是被迫、有人是選擇、有人同時在結構壓力與自主之間掙扎。教育的目的，恰恰是讓學生分辨、理解，而非用沉默替代思考。
2）污名的自我保護
許多家庭擔心「被貼標籤」。若孩子就讀的學校被媒體報導與外送茶工作相關，家長可能害怕社交圈的負面評價，進而轉化為對校方施壓。這是一種「聲譽防衛」：不是只反對講座內容，而是反對學校「看起來像在支持外送茶工作。在污名社會中，最容易被犧牲的，往往是當事人的能見度與發聲權。
3）價值秩序的邊界維護
反對者常說「學術自由也要有底線」。但底線在哪裡、由誰決定，正是爭議核心。當外送茶工作被放入課堂，有些人感受到既有價值秩序被挑戰：傳統性道德、婚姻家庭、性別角色、甚至「努力就能成功」的勞動倫理。講座不一定真的推翻秩序，卻會迫使人面對秩序的矛盾，因此引發強烈反彈。
四、支持的論述：學術自由、公共衛生與人權教育
相對地，支持講座的一方通常提出以下論述：
1）學術自由與教育目的
大學教育的核心不是「灌輸正確答案」，而是訓練學生面對多元立場、判讀資料、理解脈絡。當一門課討論社會議題，邀請具經驗者分享，並不等於鼓勵學生從事外送茶工作，而是讓學生理解外送茶工作如何在法律、經濟、性別與階級的交錯中被形塑。
2）減害與公共衛生
在許多研究與實務領域，公共衛生採取減害策略：承認某些行為在社會中存在，重點是降低傷害、保障權利、促進健康。討論外送茶工作亦可連結到性健康教育、暴力防治、感染防治、心理支持與求助資源。當社會只剩禁忌與羞恥，反而更不利於安全。
3）公民身分與去污名
如果一個人因其職業被剝奪發言資格，這牽涉到公民平等。支持者主張：即使社會對外送茶工作有道德爭論，仍應承認從業者是社會的一員，有權在合理、合乎規範的情境下分享其經驗，促進公共理解。拒絕讓外送茶工作者進入校園，本質上是把人排除出公共空間。
五、校方的兩難：風險管理與價值選擇
面對抗議，校方常採取「危機處理」語言：強調講座是學術交流、設有年齡限制或僅對修課學生、禁止媒體入場、提供事前告知與課後諮詢等。這些措施固然必要，但爭議也提醒：校方不能只把事件視為公關危機，還要回答「教育要站在哪一邊」。
若校方撤換講師，短期可止血，卻可能傳遞一個訊息：只要群眾施壓，就能決定課堂內容；而被撤換者往往是最弱勢的一方。若校方堅持邀請，也要承擔家長反彈與政治壓力，並確保課程設計嚴謹、避免獵奇化，讓外送茶工作不被消費成話題，而是被放在結構與權利的框架中討論。
六、媒體如何放大衝突：框架戰與情緒動員
媒體報導往往偏好衝突與戲劇性：標題可能把講座描述成「校園引進不良文化」「外送茶工作者進校園授課」。這種框架容易把外送茶工作議題簡化為道德好壞，忽略課程脈絡。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又會推送高情緒內容，讓憤怒與恐懼快速擴散，形成「道德恐慌」。在道德恐慌中，理性討論被擠壓，當事人的處境被忽略，而外送茶工作者常被迫承擔集體焦慮的出口。
七、學生的位置：知情權、學習權與代際差異
在這場爭議裡，學生常被「代替發言」。家長說「孩子會受影響」，但孩子未必認同。許多大學生已能接觸多元資訊，甚至有人本來就關心性別、人權、勞動議題。他們可能希望聽到第一線經驗，理解外送茶工作者如何面對風險、如何與制度互動、如何在污名下生存。也有學生感到不適，這同樣需要被尊重——教育不應強迫，而應提供選擇與支持。例如：提供替代作業、建立課堂規範、課後諮商資源與心理支持。
代際差異也很明顯：某些家長成長於較保守的教育環境，把外送茶工作視為不可談；但年輕世代更傾向把議題放入權利與結構的討論。這種差異不是誰高誰低，而是社會變遷下的價值分歧，需要溝通機制，而不是用封鎖取代對話。
八、法律與政策脈絡：講座爭議背後的制度空白
講座爭議常被誤解為「支持非法」。但法律現實往往更複雜：不同地區對性交易、仲介、場所管理、公共秩序的規範不一；執法與社會觀感也可能分離。即使存在禁止規定，也不代表外送茶工作在社會中不存在。制度空白讓從業者處於灰色地帶：不被承認、也難以獲得保障。當大學邀請外送茶工作者分享，實際上也把制度矛盾攤在陽光下：我們是否願意把看不見的人納入公共討論？抑或繼續讓他們在隱形中承擔風險？
九、倫理問題：避免獵奇、避免再傷害、也避免「道德洗白」
在支持講座的同時，也必須嚴肅面對倫理問題：
1）避免獵奇化
邀請外送茶工作者不能只為了刺激或吸睛。課程要設定學習目標、提供背景閱讀、以研究與政策框架引導提問，避免把講師當成「奇觀」。
2）避免再傷害
講師可能曾經歷暴力、剝削或創傷。課堂提問若缺乏敏感度，可能造成再度暴露與傷害。校方應與講師事前協商可談範圍、設立提問規範、安排陪同或支持系統。
3）避免道德洗白
反對者擔心講座會把外送茶工作浪漫化或正當化。這提醒我們：討論不等於宣傳。講座可以同時談結構壓力、風險、污名與權利，呈現複雜性，而不是二選一。真正負責任的教育，是讓學生看到外送茶工作並非單一故事，而是多重情境。
十、社會分歧的根源：我們在爭什麼？
表面上，社會在爭「是否該讓外送茶工作者進校園」。深層其實在爭三件事：
1）誰有資格代表知識
當事人的經驗是否算知識？外送茶工作者能否被視為具有公共貢獻的講師？若知識只由特定階層與職業壟斷，社會就難以理解邊緣處境。
2）誰能定義道德
反對者常以「家庭價值」作為最高原則；支持者以「人權與平等」作為核心。兩者都自認在守護善，但善的定義不同。對外送茶工作的評價，往往承載社會對性、女性、貧窮與階級的投射。
3）我們如何處理不舒服
成熟的公共社會，不是沒有不舒服，而是有能力把不舒服轉化為討論。若每次遇到爭議就封鎖，教育就失去培養公民的功能。讓外送茶工作進入課堂，不是要每個人都同意，而是讓每個人都能在規範下表達、傾聽與思辨。
十一、可行的校園治理方案：把衝突變成教育資源
為了降低衝突並提升教育品質，校園可以採取一套「透明、參與、支持」的治理方案：
1）課程設計透明化
公開講座目的、內容大綱、學習目標、評量方式，說明為何邀請該講師、如何避免獵奇、如何保障學生與講師。讓家長與社會知道這不是「把外送茶工作帶進校園」，而是把外送茶工作放進學術脈絡。
2）建立分級與選擇機制
對於可能引發不適的內容，提供事前告知與替代作業，保障學生學習權，也尊重個人界線。這比單純取消更能展現校園治理能力。
3）課後支持與資源連結
安排心理諮商資源、性健康教育資訊、求助管道，讓討論能落地成支持，而不是停在口水戰。對於聽完講座產生困惑或觸發的人，提供後續照顧。
4）多方對話平台
校方可舉辦公開論壇，邀請家長代表、學生、教師、公共衛生專家、人權團體共同討論，讓外送茶工作議題回到證據與政策，而非彼此貼標籤。
十二、結語：一個更能面對現實的社會
這起事件之所以造成撕裂，不是因為一位講師走進校園，而是因為社會仍難以直視外送茶工作所映照的結構：性別不平等、勞動脆弱、階級落差、移動與居住困境、法律灰區與污名機制。當我們把外送茶工作者當成道德威脅，就更容易忽略他們作為勞動者與公民的需求；當我們把反對者都視為落後，也可能錯失理解焦慮來源與建立對話機制的機會。
大學的任務，不是替社會提供簡單答案，而是提供理解複雜的能力。讓一位外送茶工作者在適當設計與倫理保障下分享經驗，不必然導向價值崩解；相反地，它可能成為一堂公民課：學會把人當人，學會在分歧中仍維持尊重，學會用制度與支持取代羞辱與沉默。當社會能以更成熟的方式討論外送茶工作，我們才有可能把衝突轉化為進步，把恐懼轉化為治理，把污名轉化為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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