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導論：從「自保」到「責任轉嫁」的輿論爭點
近年來，外送茶平台為回應社會輿論與警方壓力，紛紛推出「女性自保課程」——內容涵蓋防身術、心理自信訓練、隱私保護技巧、與客戶風險辨識等。然而，這些看似善意的行動卻在社群中引發廣泛爭議。許多女性從業者指出，這類課程實際上「將安全責任再度推回個人」，忽略平台與制度層面的保障義務，成為一種象徵性的「性別責任轉嫁」。
這場爭論不僅關乎外送茶產業內部的性別關係，更折射出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「女性風險」的想像、以及對非正規性產業的道德距離。當平台以「女性自保」為名推動安全教育，其背後的語言政治，實際上重構了風險分配與權力結構，也讓「誰該負責保護誰」成為核心問題。
第二章 安全化敘事與性別政治：平台治理的語言策略
平台將「安全」視為一種治理話語。透過開設自保課程、簽署安全條款、設置匿名通報系統等措施，平台得以向社會展示其「負責任」的形象，同時降低法律風險。然而，在性別政治的層面，這種「安全化敘事」往往隱含了父權式的管理邏輯——女性被定位為「需要被保護但也需自我克制」的主體。
在課程設計中，許多教材強調「拒絕曖昧邀請」「不要在深夜單獨赴約」「注意穿著與言行」等提醒。這些看似中性的建議，其實再度重申了「女性應為自身遭遇的風險負責」的傳統觀點。部分講師甚至以「女性必須自律」的姿態，淡化平台在客戶審查、緊急救援與後續支援機制上的責任。
此類語言策略使得平台能以「教育女性」的形式，規避結構性檢討。例如，當從業者遭遇暴力、偷拍、或金錢詐欺事件時，平台常以「該從業者未遵守安全建議」作為理由，拒絕提供補償或法律協助。這使「安全」成為一種象徵性的治理工具，而非真正的權利保障。
第三章 結構性風險的再個人化：從制度責任到情感勞動
「自保課程」的批評核心在於：它將結構性的風險重新個人化，將平台與社會的責任轉嫁至女性身上。根據多位受訪的從業者表示，課程內容雖提供實用技巧，但缺乏對制度性暴力的反思。例如，警方執法過程中的羞辱、媒體報導中的污名化、以及房東對性工作者的歧視，這些都遠超出「自保」的範疇。
此外，課程中大量使用「情緒管理」「專業形象」等詞彙，要求女性在危險情境中保持理智與微笑。這不僅增加了情感勞動的負擔，也暗示若女性情緒失控或報案失敗，即代表她「不夠專業」。這種邏輯進一步削弱從業者作為勞動者的正當性，使安全問題被重新包裝成「女性心理素質」的問題。
第四章 企業責任的倫理邊界：安全與形象的雙重操作
平台宣稱推動「女性自保課程」是為了「保護夥伴安全」，但實際上更具公關與品牌形象的意圖。根據媒體報導，多數課程舉辦時均邀請新聞媒體拍攝，強調「平台關懷女性」的正面形象。然而，這些活動缺乏持續性的追蹤與制度改革，顯示出企業責任的「表演性」。
此外，課程經費多由女性從業者自行負擔，平台僅提供場地與講師名義。這使安全教育成為另一種商品化服務，女性為了「維持良好紀錄」或「提高客戶信任度」，被迫參與自費課程以獲得「安全認證」。此舉將平台治理轉化為市場機制，使安全權益成為可被購買的象徵資本。
倫理上，這種作法模糊了企業責任的邊界：平台在經濟上享受女性勞動的成果，卻在風險發生時將責任推回個人，形成「利益社會化、風險個人化」的典型結構。
第五章 社群反彈與女性集體發聲：安全話語的奪回
面對平台的責任轉嫁策略，部分從業者組成了「安全教育自救會」，以匿名社群的形式重新討論「誰該教誰」。她們認為，真正的自保應建立在結構支持與集體力量之上，而非個人恐懼的內化。自救會重新設計教材，內容包含法律知識、報案流程、與如何面對警察性別偏見等主題，並要求平台參與共同決策。
同時，也有女性發起「責任回推」行動，在社群媒體上揭露平台失職案例，例如延遲回覆求救訊息、拒絕處理惡意客戶等，藉此喚起社會對「平台義務」的再思考。這些行動逐漸形塑出新的安全觀——安全不再是女性的個人任務，而是制度應承擔的公共責任。
第六章 制度脈絡與風險治理：從個人安全到集體安全
若從社會制度的角度觀察，外送茶平台推動「女性自保課程」的現象，其實反映了台灣在面對灰色產業時的治理困境：政府不願承認性工作者的勞動正當性，導致產業處於「無法被正式監管、卻又持續存在」的灰色地帶。在這種真空中，平台便以「自律治理」之名填補空缺，以「安全教育」塑造一種看似負責任的姿態。
然而，這種治理形式的實質效果，是將社會責任轉化為個體責任。平台在制度層面無法建立有效的「風險共擔機制」，例如：
無標準化的客戶背景審查制度；
無法律支持的即時報案協作；
無跨平台的黑名單共享機制；
無實質的心理創傷補償基金。
這些缺口使得「安全」被錯誤定義為「自保能力」，而非「社會支持網絡的完整性」。因此，女性自保課程雖可提升部分技術性防護（如防身術或通報App操作），但仍無法處理真正導致危險的結構性因素——法律模糊、警政歧視與性別污名。
學者王雅各（2023）在其研究《平台治理的性別責任化》中指出：「當平台以教育女性為手段來建構企業責任時，其實是一種『治理去政治化』的過程。」也就是說，透過強調個人訓練與安全意識，平台得以掩蓋其未承擔的制度責任，使風險治理表面化、符號化。
第七章 跨國比較：從性產業治理看性別責任分配
若對照國際經驗，我們可見不同的性產業治理模式對「安全責任」有截然不同的分配。
一、荷蘭模式：制度化安全治理
在荷蘭，性工作被視為正式勞動，從業者需登記並受勞動法保障。政府要求營業場所安裝警報設備、提供夜間警察巡邏、並設立「從業者安全基金」。因此，「自保教育」只是輔助措施，而非唯一防線。責任由政府、雇主與勞工三方共同承擔。
二、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模式：社區參與與去污名化
當地政府透過「性工作者健康協會」推動集體教育，課程內容由性工作者自行設計，並由政府資助。此舉確保教育過程中不再以「防範女性自身錯誤」為主軸，而是以「結構安全與權利意識」為核心，讓從業者成為主體。
三、東亞對照：責任轉嫁的普遍現象
相較之下，東亞地區（如日本、韓國、台灣）普遍將安全風險歸於個人。政府與平台常以「女性自律」為道德訴求，卻未建立法律支撐。日本部分援交平台甚至明確要求女性簽署「安全自負條款」，此舉進一步加劇了勞動權不平等。
透過比較可見，當性工作被制度化、合法化後，安全責任會轉向公共治理；而在非法或灰色體制下，責任傾向個體化與性別化。台灣的「女性自保課程」正是後者的典型表現。
第八章 情感政治與心理創傷：責任內化的隱性後果
除了結構層面，這類課程對女性心理的長期影響同樣值得關注。受訪者指出，課程在潛移默化地建立一種「若你夠聰明，就能避免危險」的心態，造成事後受害者的**「自責化效應」**。
一位受訪的外送茶女L表示：
「我上完課後反而更焦慮。因為講師一直說要觀察氣場、要冷靜處理，但當我真的被跟蹤時，我做不到那些。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不夠聰明、不夠冷靜才會變成受害者。」
這種心理機制使女性在受害後難以尋求協助，因為「求助」被視為「失敗」。平台在心理層面也透過「安全積分制度」與「自保測驗」等設計，強化這種責任內化。表面上是激勵機制，實際卻是評價女性「是否值得被保護」的量化標準。
心理學者林采蘋（2024）指出，當女性長期暴露在「責任內化」的話語環境下，容易產生「反向創傷反應」：即在遭遇風險後，傾向自我檢討而非尋求外部救援，導致創傷深化與社會孤立。
因此，性別責任的再分配不僅是社會議題，更是心理健康議題。真正的安全教育應包含「情緒支持」與「創傷復原」的內涵，而非僅限於防禦技巧。
第九章 平台治理改革建議：從形象工程到制度責任
要避免「責任轉嫁」的循環，平台治理需從象徵化的教育轉向制度性保障。以下提出三項改革方向：
（一）建立「風險共擔基金」
由平台、客戶服務費與政府補助共同組成，用於受害者緊急救助、法律支援與心理輔導。此舉可將安全責任制度化，減少個人承擔。
（二）實施「強制匿名黑名單共享機制」
跨平台建立客戶安全資料庫，採匿名加密處理，防止惡意用戶重複登錄。該系統應由獨立第三方監督，以保障資料隱私與正當程序。
（三）推動「從業者參與式安全設計」
安全課程與政策應由從業者代表共同制定，採「共創模式」而非「自上而下」指導。平台可成立「女性安全委員會」，讓從業者具備議事權與否決權，確保安全政策反映實際需求。
這些措施不僅能重建信任，也能將外送茶平台由單純的中介機構轉型為真正的安全治理平台。
第十章 社會對話與性別正義：重新定義「誰應被教育」
「女性自保課程」的爭議，本質上是社會對「誰應被教育」的反思。過去，教育總是針對女性——教她們如何保護自己、如何穿著端莊、如何避開風險；而男性、平台與制度卻鮮少被要求「如何不製造風險」。
因此，若要實現真正的性別正義，教育焦點應轉向：
教育男性如何尊重界線與同意；
教育平台如何負責監督與透明化；
教育政府如何保障灰色產業從業者的基本權益。
唯有當「教育」的對象從女性擴及整個社會時，安全才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，而是公共的承諾。
結論：從「自保」到「共保」的未來願景
外送茶平台推動的「女性自保課程」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現實：當安全被簡化為個人責任時，制度便得以逃避自我檢討。女性被教育成「負責任的風險管理者」，但她們無法改變法律、警政與平台結構——而這些結構才是危險的真正來源。
真正的改革應從「自保」轉向「共保」：
從個體責任 轉向 制度責任；
從防禦教育 轉向 權利教育；
從被動服從 轉向 集體參與。
當女性不再被迫成為風險的承擔者，而能成為安全機制的設計者，性別正義才真正被實現。
這場關於「責任」的辯論，最終不是關於防身術或心理課程，而是關於社會如何看待女性的生命價值與勞動尊嚴。唯有當平台、政府與社會三方共同承擔安全責任，外送茶產業的從業者才有可能走出「自保焦慮」的陰影，迎向一個真正被看見、被尊重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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